吕文德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的著名将领，在他做将领期间多次打败蒙古军队。但他生性贪婪，品德败坏，勾结奸臣，排斥异己，因为一条玉带，准许蒙古修建“榷场”，使得襄阳失去地理优势，对襄阳最终丢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把责任全部推给吕文德也不公平。

　　一、吕文德生性贪婪，裁撤军队，克扣大量军饷，导致宋军战斗力不足。

　　吕文德原本有20万军队的编制，为了贪污军饷，他把20万军队裁撤为7万，给国家要的物资却是按照20万来要的。大量的粮草物资落入吕文德腰包。

　　有一年，吕文德按照惯例要到京城述职。由宋朝宗室赵希静代理他的职务。赵希静发现吕文德的军队军无宿储，万口藉藉，愤吕掊克，也就是军队没有多余的粮食，内部混乱，都对吕文德搜刮民财克扣军饷十分愤怒。

　　但是人们记载，吕文德家宝物装满了屋子，产业遍及江淮地区，富裕到极点了。

　　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古今纪要逸编》

　　（吕文德剧照）

　　以宋军的战斗力，20十万对上蒙古二十万，尚且远远不够，缩减到7万，再加上物资不足，就更加难以抵抗蒙古了。

　　二、吕文德勾结奸臣贾似道，排斥异己，导致许多有才能的将领投降元朝

　　南宋后期，奸臣贾似道当权，吕文德为了长久的保持自己的地位，就谄媚讨好贾似道，排斥打击贾似道不喜欢的将领。

　　刘整是南宋重要将领，他足智多谋，并且作战勇猛，号称“赛存孝”，意思是超过五代时期猛将李存孝。

　　（贾似道）

　　就这样一个将领，吕文德十分嫉妒他，对刘整的计策不予理睬，刘整有了功劳也不上报，还任用刘整的仇人俞兴，让俞兴来陷害刘整，刘整申诉无门，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投奔了元朝，对南宋带了巨大的损失。

　　整以北方汉人，捍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构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元史·刘整传》

　　刘整的出走，让元军有了水军，并且攻打襄阳的策略都是刘整献给忽必烈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吕文德的陷害，刘整会成为保卫襄阳的重要屏障。

　　三、吕文德贪图贿赂，刚愎自用，轻敌自大允许蒙古修建“榷场”，使襄阳陷入包围

　　蒙古先是用一条玉带贿赂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外边修建榷场，就是双方贸易的场所。后来蒙古又借口保护榷场，在外面修建了城墙。吕文德虽然不痛快，最后还是同意了。

　　吕文德的侄子吕文焕看出蒙古人意图不轨，两次劝谏，吕文德都置之不理。反而认为，榷场外边的城墙都是假城，襄阳坚固，粮草充足，坚持十年都不成问题。只要你吕文焕坚守，如果刘整敢惹是非，我就去讨伐他，恐怕我还没到，他就逃走了。

　　汝（吕文焕）妄言邀功。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即吕文焕）坚守。果（刘）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续资治通鉴》

　　但是，等到蒙古大举进攻，外围都被蒙古包围，宋军的援兵难以进来支援，吕文德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却也于事无补。

　　吕文焕坚守6年后，襄阳失守，南宋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襄阳）

　　但面对蒸蒸日上的蒙古，南宋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灭亡只是时间早点晚点的事，把全部责任都退给吕文德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朋友们，我是“北冥说史”，爱历史，爱文学，书写有深度的历史，做一个优雅的探索者。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吕文德，是南宋末期比较著名的武将。他出身平民，早年从军并被南宋名臣赵葵赏识。吕文德最初参加的战斗就是“端平入洛”，此后一生转战江淮、荆湖、四川等地。

　　当孟珙、杜杲、余玠等抗蒙名臣相继凋零后，他逐渐成为南宋可以依靠的中流砥柱之一。

　　吕文德一生最为出彩的巅峰，当属1259年蒙哥南侵期间，当年3月，时任京湖制置司参议官的吕文德从播州（今贵州桐梓县）北上增援四川，并出任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川东防御战。

　　春季雪化之后，江水暴涨，吕文德、向士壁等人趁机发起进攻，与蒙古军激战后将其击败，从而打通了蜀道，继而迫使围攻钓鱼城长达半年的蒙哥本人选择撤军。

　　九月，吕文德又马不停蹄地从重庆赴援鄂州，击败蒙军拔都儿部，“乘夜入鄂城”，使得鄂州“守愈坚”。

　　不久，围攻鄂州长达数月的忽必烈北撤。

　　宋廷特地下诏褒扬吕文德：“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勋尤为显著，特赐百万，良田万顷。”

　　此后，吕文德一直担任京湖制置使，开府鄂州，率军驻防京湖边境。他本人也不断加官进爵：景定二年（1261年）超授太尉，景定四年（1263年）兼宁武军节度使，咸淳元年（1265年）授少保，咸淳三年（1267年）加授少傅，咸淳五年（1269年）受封崇国公。

　　可以说，南宋已经把抵抗蒙古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襄阳，是吕文德的管辖范围，也是忽必烈南下侵宋的关键枢纽，正是因为襄阳失守，南宋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短短三年不到，就宣告覆灭。

　　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将吕文德描绘成颟顸无能，胆怯如鼠，还始终破坏抗蒙大局，显然与事实不符合。

　　那么，作为实际领导的吕文德，真实历史中的吕文德，该为襄阳失守，承担什么责任呢？

　　击退蒙哥征宋之后，南宋朝廷大力推行“打算法”，谓“打算”，就是核算、会计的意思，即派遣官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

　　从节约财政开支角度的初衷来说，“打算法”有必要推行，但可悲的是，贾似道、吕文德把这一法令当成排挤异己的大好机会，贾似道是为了挟私报复当初得罪过他的军将，吕文德是为了排除异己，把宋军变成“吕家军”。

　　结果，贾似道整死了向士璧、杜庶、曹世雄等名将。

　　吕文德则逼反了名将刘整。

　　刘整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使，原本是邓州穰城人（今河南邓州），金末时投奔了南宋，为名将孟珙所提拔擢升。

　　刘整叛宋，不仅将蜀中要地泸州献给蒙古，更加致命的是，他长期转战荆湖、四川，深知南宋国防利弊。

　　他投奔蒙古后，给忽必烈献上了两个大礼包：

　　1、训练水军；2，主攻襄阳；

　　前者为蒙古方面如虎添翼，打破宋军唯一优势，后者则使蒙元方面集中全力围攻襄阳长达六年之久，并最终破城。

　　这个同样是刘整向忽必烈提出的计策。

　　1263年7月，蒙古提出在襄阳城外开设榷场，榷场的地点被设在樊城东面白河口方向。

　　吕文德居然应允，但是蒙古方面很快又抛出早已准备好的“南人无信”借口，要求建筑城墙以保护其货物。吕文德心中以为蒙古人得寸进尺，打算不予同意。

　　不料，此时身边有幕僚建议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

　　于是吕文德奏请朝廷开设榷场。蒙古方面迅速在白河口构筑了第一座城堡，接着，又在鹿门山（襄阳市东南）建造了一座土城，外通“互市”，内筑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

　　至此，蒙古图谋襄樊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立足点，从1265年开始，蒙军便开始利用白河口、鹿门山等据点，骚扰进攻襄阳外围地区，以削弱南宋防御襄阳的人力物力。

　　蒙古方面在襄阳城外修筑据点的时候，襄阳守将吕文焕连忙派人向吕文德报告，匪夷所思的是，两次报告都被吕文德身边的亲信隐匿不报。

　　吕文焕第三次报告才被吕文德知晓。

　　吕文德的反应愚蠢且狂妄，先是指责吕文焕妄言邀功，接着又盲目乐观，认为即便蒙军筑城也不过是假城而已，“襄樊城池坚深，兵储可支十年”。

　　他派人回复吕文焕称，“好好守城，假如刘整真的胆大妄为，等到春雨降下江水高涨之际，自己将亲自率领水军前往攻击。”

　　然而，蒙元方面开始集中全部力量向襄阳城外集中，修筑城堡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襄阳城内的人们已经闻到了战争气息，他们看到鹿门山、白河口蒙古人忙碌的景象，但却毫无办法，束手无策。

　　很快，吕文德得知蒙古在白河口城堡的对岸又修筑了一座新的城堡，从此时起，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艘船能在不被蒙军威胁下通过汉水。

　　他方才意识到情况已经十分严重，惊慌地用脚跺地，连连自责，“误了国家的，是我呀”。

　　不过，吕文德的悔恨已经太迟，他错过了挽救襄阳的最后机会。

　　随着城堡的完工，套在襄阳脖子上的绞索已经开始被收紧，而襄阳乃至南宋的国运也正式开始了倒计时。

　　襄樊之战南宋守军主帅乃吕文焕！此君在多次紧急呼叫南宋政府增援无果的情况下，又不想杀身成仁，最后投降忽必略。

　　此一战成为宋元交战的转折点，要怪只能怪南宋当朝的自作自受。打无故害死岳飞那一刻，这个王朝就再也不值得同情了。

　　从公元1267年元军战前总动员到1273年元军对南宋军做最后一击，历时六年的战役死伤无数南宋军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为抗击外敌不屈不挠地战斗。

　　元军在南宋降将刘整和元将阿术率领下首先攻破了樊城。此间襄阳和樊城还有水上联系，互为照应。但元军组织水军切断了水上联系，樊城危在旦夕。

　　吕文焕继续组织宋军死守襄阳，但很难与樊城呼应。期间也有张贵、张顺率民兵及一百余艘船之物资突入樊城，鼓舞人心，无耐是杯水车薪。此时忽必略更加疯狂，调来大批回族工将建造一种叫“回回炮”的巨型武器。此炮果然威力巨大，将樊城的西南城墙轰塌。大批元军蜂拥而入，南宋守将牛富率兵与敌展开巷战，最后寡不敌众而亡。

　　樊城失落后，襄阳更加危急。可 是南宋政府好象断了联系，对这一孤城不闻不问。此时襄阳人心涣散，不少将领，居民出城投降。忽必略也不断劝降吕文焕。文焕失望之极，又不愿为南宋培葬遂开城投降。

　　襄樊的失守打开了宋军在长江中下游的门户。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古荆州的战略重要性，当年曹操未完成的任务被元军阿里海哥完成了。从此宋军一溃千里，后虽有文天祥也不能挽狂澜于即倒。

　　战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都不能左右战局。要怪就怪宋朝打徽钦二帝开始的各种作。杀岳飞冷落了将士的心。吕文焕只能说没有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襄阳失守和吕文德有很大关系，若不是他蒙军根本不可能在襄阳城下站稳脚跟。襄阳战役前，蒙古重金贿赂吕文德，使其同意在襄阳城外围修榷场建堡垒，待吕文德醒过来时，已经晚了。蒙古以前的一贯策略是屠城，但屠城太残暴，也反而坚定了被攻击国家民众的抵抗意志。忽必烈上台后，开始逐渐的修正这种策略，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百姓对政府和守军的支持力度。

　　1268年，蒙古开始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艰难的攻宋作战，首选目标是襄阳，悲壮的襄阳保卫战拉开了序幕。同时在其他战场也展开了庞大的攻势，以为之策应，牵制南宋各地守军，使其不能救援襄阳。襄阳之战历时七年之久，蒙古为此也准备了数年，南宋则孟珙收复襄阳和李曾伯经营襄阳开始，也经营了十余年了，襄阳虽不大，但已经关乎整个南宋的安全了。襄阳在，则南宋存，襄阳失，则南宋亡，襄阳一地关乎整个南宋的国家安全了。襄阳的七年攻防大战中，总体上一直是元攻宋守，虽然南宋也几次派兵救援解围，但都成效不大。历经七年苦战后，加上回回炮的巨大破坏威力，吕文焕最终投降。襄阳之战开始的次年，吕文德去世，临终前他悔恨道当年不该答应蒙古在襄阳设榷场置堡垒，慨叹道误国家者，我也。吕文德是有才的，而且本可成为新的镇国柱石，无奈其自身气量和固有的缺点，使其难以成为第二个孟珙。

　　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当政，对内欺君误国，对外屈辱求和。蒙古皇帝忽必烈有意吞并天下，一改以西路四川为主战场的传统战术，决意自中路襄阳突破。襄阳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蒙哥死后，忽必烈从鄂州匆匆北归夺了汗位。也就是这一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阳，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 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 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

　　元将郭侃、郝经认为攻宋战略需自汉水重兵突破，刘整向元世祖忽必烈献计取襄阳(设榷城诱宋)以灭宋，建议受到采纳，忽必烈开始行5年准备大战。

　　战役过程

　　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命令刘整、阿术兵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阳市），守将是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吕文德是宋权相贾似道的亲信。

　　第二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史天泽助战。蒙古军在襄阳、樊城二城四周修筑城围，并封锁汉水，多次打退南宋援军。第六年，李庭芝督战增援襄阳，不利。由于襄、樊长期被围困，粮饷断绝，而与此同时宋度宗却依旧终日淫乐。第八年，李庭芝进驻郢州（今湖北钟祥），以张顺、张贵为统帅。同年五月，二张率师逆汉水而上，冲破元军重围，箭射伤蒙副帅刘整并于25日抵襄阳。入襄阳后，张贵率军突围，却大败而回。战斗中张贵重伤被俘，至死不屈。

　　至此南宋5年8次15万水兵为主的救援通通失败。

　　蒙帅阿术及河南行省史天泽听万户张弘范、水军总管张禧建策，加蒙万山新训水兵70,000发动对襄阳水陆夹击。又使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所制的回回炮攻城，樊城破。九年正月元军破樊城后进行屠城，吕文焕阵前号哭不已。宋守将范天顺誓死不投降，终自缢身亡；牛富率百余勇士巷战，重伤投火自尽。蒙古军帅阿术要求襄阳愿降可全城安全，后襄阳宋将吕文焕降元。

　　从公元1235年开始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之后在襄阳开战以来，一直到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前后历时长达38年。在这段时间内，共中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南宋各自的内乱甚至内战、双方尔虞我诈的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各种事端是层出不穷。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 整个38年围绕襄阳的争夺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公元1235年到公元1239年）：在宋理宗时期，南宋与蒙古结成同盟，一致来攻打曾经灭亡北宋，给宋王朝带来不世羞辱的金国。到公元1234年，金哀宗在蔡州被宋蒙联军击败自杀，金国彻底覆灭。历史总是会不断循环，早在北宋徽宗的时候，宋王朝也是与金国联合共同灭了大辽，不久就被兵强马壮的金国铁骑攻灭了都城、掳了二帝，后世称作“靖康之耻”。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之后，宋蒙联盟马上就破裂。宋蒙战争拉开了序幕。 公元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集合了蒙古、女真、西夏、渤海等各部人马共计50万以上，兵分三路攻宋，终于开始了历时45年的灭宋战争。其中由窝阔台三子阔出带领的中路军，兵峰是直指南宋的军事要地，就是京湖地区襄阳重镇——襄阳。

　　平均宽度180米的襄阳护城河

　　第一场交锋，宋军是失败的相当窝囊。当时襄阳的镇守将领是宋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当时在赵范部下有一支原属于金国的降兵组成的“克敌军”。赵范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贪杯中之物。因此当蒙古军队与“克敌军”联络作为内应，赵范还做着酒梦。于是“克敌军”一哄而起，打开城门，把蒙古军队引入。赵范没办法只身逃出襄阳，襄阳失陷了。

　　这次襄阳失守是在从岳飞从伪齐政权下收复的第一次失陷，这对南宋朝来讲是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巨大。直接的损失来自襄阳失陷的官民物资。数万人被掠走，30万石粮食、24库精良兵械，尽入敌手。 而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败更加惨重。

　　襄阳作为战略要地，是南宋王朝的“国之西门”，是南宋在荆襄防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因此襄阳失守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军，有七个州军全部失陷。

　　在当战局对于南宋十分危急之时，有两个人扭转了形式。一个就是蒙古军队中路军的主帅阔出；另一位就是南宋著名将领孟珙。蒙古军的主帅在1236年秋天突然得重病不治身亡；而孟珙在蕲州、江陵等地，接连击退蒙军的进攻。这样由于双方的形势对比转化，使得当时的襄阳战场形成了胶着状态。

　　第二个阶段

　　（1239年到1257年）：在这个阶段的前半段即公元1251年之前，襄阳战场是宋军占主导地位，采取出击的方式，前后两次收复襄阳。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孟珙。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这位唐朝名将薛仁贵的老乡，从少年时代就作为父亲的助手参加抗金的军事斗争。在宋蒙联合灭金的战争中，宋军当中孟珙所统领的部队是最有战斗力的。而这一次孟珙面对的是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蒙古军队，自然是十分重视。

　　公元1239年，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京湖地区防务的孟珙，与蒙军再战，三战三捷，克樊城复襄阳。但是虽然收复了襄阳，当时由于蒙古军队对襄阳的破坏导致襄阳城防破落不堪，人员物资严重匮乏。此时的襄阳城已经成为易攻难守之城，孟珙考虑后，不得不弃守了襄阳。

　　襄阳城拱辰门瓮城

　　随后的几年中孟珙一直担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负责襄阳地区的全面防御之责，使得在这一段事件内宋军在这个局部战场上保持着一定优势。[2]

　　淳祐十一年（1251年），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不久的李曾伯认为，郢（今钟祥）、襄（襄阳）一带的地位很重要，尤其是襄阳绝对不可弃之不顾，便在修复郢州城后，向朝廷请求一万五千名兵力增援及钱粮支持，打算收复襄阳。朝廷从别处给他调派八千人支援，并拨钱一千万贯作为军费。这年四月，李曾伯派荆鄂副都统高达、幕府王登，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向盘踞襄阳的蒙古军队发动进攻。战斗中，南宋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襄阳、樊城。此战被李曾伯刻在了襄阳古城西南1.5公里处的真武山东麓的崖壁上。铭文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共11行79字，每字约25厘米见方，为阴刻楷书竖行排列。前7行为序言，通达明了：“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阳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后4行为正文：“壮哉岘，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其大意是：雄壮啊，南北分脊的岘山！陵谷变迁，你是一座壁垒。天命圣武，使襄阳失而复得。你真是大宋王朝千万年的屏障。

　　“襄樊铭”摩崖石刻

　　收复襄阳后，李曾伯又下令筑城，限期两个月内在城内建造营房一万间，以备屯驻之用。加固后的襄阳城，周围长九里，樊城则约四里半，防御能力大为增强。

　　鉴于“筑城容易守城难”，次年（1252年）春，李曾伯又向朝廷提出六点经营襄阳的建议，包括实行营田、奖励屯田、运输米粮、修筑城堡、免税、增兵协防等。朝廷部分采纳其建议，下拨一百万缗的屯田及修筑渠堰补助费，并免除襄、郢之税三年。到宝佑二年（1254年）上半年，李曾伯调任夔路策应大使、四川宣抚使时，已有6276户军人家眷迁入襄阳定居，使其渐渐恢复生机。

　　当然在这段时间之所以宋军能够取得一定军事胜利除了南宋自身的努力之外，蒙古内乱也是一个原因。 1241年，窝阔台病死。不出2年，他的继任者贵由又病死。蒙古帝国陷入了汗位争夺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到1251年才选出了新大汗蒙哥。[1]

　　第三个阶段

　　（1257年到1267年）： 在这个十年中，宋蒙双方都陷入了内斗。不过在1257年到1259年还是发生一场激烈的大战。不过主战场是在四川的钓鱼城，而襄阳地区只是副战场。 1257年，在基本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内部因素以后，蒙哥决定在第二年出兵攻宋，这次是由他自己和忽必烈亲自领兵征战。此次蒙军攻宋，依然是兵分三路，战略部署却有所调整。蒙哥主力猛攻四川；忽必烈的东路军避开襄阳，直扑鄂州；蒙军西路军则实施战略大迂回，绕道大理。所以襄阳的防御，并没有受到任何考验。但是，金庸笔下的襄阳之战就是以这一次的战争作为背景的。特别是在阵中，蒙哥大汗被一箭射死，因此蒙古军队才会撤退。

　　然而，实际上蒙哥是死了，但是不是在襄阳而是在四川的钓鱼城。蒙哥的意外战死，导致蒙古军攻宋计划破产。而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大汗之位，也是急急忙忙的撤兵了。

　　忽必烈回到草原后，经过了几年的征战，一直到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彻底结束了持续四年的内乱。同时，忽必烈开始改变先前蒙古大汗的做法，不再对占领后南宋的城池进行屠城式杀戮，改为用各种手段招降南宋将领。

　　而在南宋这一边，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贾似道的弄权，他不断打击异己势力，使得一大批有能力的将领被贬职，像第三次收复襄阳的高达，像在经营钓鱼城的余玠等人在受到排挤后不是赋闲在家，就是郁郁而终。于是宋蒙战争的天平又开始向蒙古一方倾斜了。

　　第四个阶段

　　（1267年到1273年）：自从1251年高达收复襄阳后，南宋朝廷对襄阳的战略性开始重视。宋理宗调拨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十几年的大力经营，襄阳重新成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重镇，成为宋长江中上游的门户和屏壁。在这十几年中，另外一个军事集团开始成为襄阳防守的主要力量，那就是吕文德集团。

　　吕文德（?-1270年），南宋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人。吕文德最早是跟随赵葵（宋蒙第一阶段战争丢失襄阳的赵范的弟弟）手下从军作战的。虽然史书没有吕文德列传，但是从其他人的列传中可以看出吕文德几乎经历整个宋蒙之战的。吕文德在与蒙古军作战中，往返与四川与湖北各地，在几十年的战斗中，不仅积累经验，也培养了一批家族武装。当然，吕文德能够成为在京胡地区重要的军事集团十几年不倒，除了他的军事实力以及军功外，他与贾似道的勾结也是有着重要原因的。吕文德上献媚于贾似道，下打击异己。正因为这样导致了不少将领为了自保，纷纷投降忽必烈。特别孟珙的爱将刘整由于看到其他将领受到打击杀害就向忽必烈投降。他所率领的水师更是精悍，于是蒙古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师。而后，为表忠心，刘整又向忽必烈提出了先取襄阳，再攻临安的亡宋战略，被忽必烈采纳。于是蒙古在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和策划下，将期待突破宋的防御线的目光重新聚焦回到了蜀中和两淮之间的襄阳。

　　公元1267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犯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严重失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于是蒙军很快的就进筑起了堡垒，一下子就断绝了襄阳的粮道。等到吕文德明白过来，知道自己误事了，又气又急，一病不起。

　　公元1268年，忽必烈派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阳，最后一次襄阳战役拉开序幕。在得知襄阳被围后，宋王朝急忙下令四川和两淮的援军增援襄阳。

　　同时京湖安抚制置副使、襄阳知府吕文焕，也几次主动出击，力图打破蒙军的包围，但是都没有成功。1269年3月，两淮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最先赶到襄阳，与蒙军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上进行了一场大战。经过激战，张世杰不敌蒙军，被迫退回。随后赶到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则利用春季汉水暴涨，以战船将粮衣等物资送入襄阳城内。同年6月，荆鄂都统唐永坚，自襄阳城杀出，结果兵败被俘投降。同年7月，夏贵率5万军队、3千艘战船，再度增援襄阳。此次却遭沿江堡垒蒙军的猛烈阻击，增援未果。同年12月，吕文德病故。京湖战场宋军失去了临边40年，最具威望的军事指挥官，给襄阳保卫战带来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尽管蒙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襄阳，各地的军队也是源源不断地开往襄阳，在短短一年之内围困襄阳的蒙军就增至了10万。但是，吕文德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视的。他们在襄阳地区经营十多年，他们凭借襄阳夹汉水，地险城固的有利地形，特别是守备措施充分，物资储备丰富，使得蒙军虽然急切，但也在短时间内根本拿不下襄阳。

　　但是，由于元军在襄阳地区站稳脚跟，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不断的缩小包围。特别是元军对于援助襄阳的部队进行痛击，宋军几次增援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后来有名的“围点打援”的战术。这个战术一执行就是三年，等到1273年时，襄阳城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特别是元军大举围攻樊城，失陷后，襄阳再无所恃，城中也早已粮柴短缺，士气低落。在这个时候，元朝派人劝降，吕文焕在1273年的二月举城投降，襄阳战役正式结束。

　　襄阳之战是决定南宋命运的关键一战，南宋参加最后一次襄阳战役的主要是吕氏军事集团的部队，虽然他们浴血奋战的功绩不容抹煞，但由于指挥失误迭出，以及南宋王朝的腐败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这一关键战役的失败。

　　襄阳之战之后，南宋没有几年便迅速的败亡了，到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海，南宋灭亡。[1]

　　产生影响

　　襄阳和樊城这两个城市的失守，导致了南宋的最终灭亡。

　　综述：吕文德有过，是直接责任人，指挥失误毋庸置疑，但也有很多南宋王朝的内在原因！

　　现实不谈尽讲历史，显示你有文化，真正谈起来你又知道多少？